文/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利托；译/龚思量
编者按：哥伦比亚从来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并且一直被大流行所困扰。在其约5100万人口中，出现了360多万例报告病例，近95000人死亡；在去年经济萎缩了6.8%的情况下，它还得承担医疗账单和穷人的收入补贴。*需要钱，而伊万·杜克*决定通过增加税收，主要是对穷人的税收来获得资金。
虽然杜克在四天后撤回了该项税法，但哥伦比亚的抗议者已经涌上了哥伦比亚几乎每一个城市和城镇的街道，他们不仅要求否决税收法案，还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司法系统正常运转的世界、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和工作、执行没有被毒品和金钱腐蚀的*民主、真正执行2016年与哥伦比亚最古老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和平条约、结束对和平活动家的暗杀等等。
绝大多数不富裕的卡利人仍然强调他们支持抗议活动，在他们看来，已经造成巨大损失的抗议活动是“在传统上被排斥的”青年迫使国家倾听他们的声音的唯一手段。最重要的是，抗议活动可能已经结束了乌里韦时代：他以前在民意调查中不可动摇的地位，现在成为了73%的反对率，而杜克的支持率已经跌至18%。然而，*对其公民所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暴力、糟糕的教育体系、被大流行和持续数周的抗议双重摧毁的经济，仍然是大多数哥伦比亚人的命运。
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利托是为《纽约书评》撰写有关拉丁美洲的文章的作者，著有《与古巴共舞:革命回忆录》等著作。
2021年7月28日，哥伦比亚*伊万·杜克抵达*长办公室后向媒体发表讲话。
我是在5月底来到卡利的，当时整个哥伦比亚都陷入了反*的抗议活动。在这场动荡中，没有哪个地方比这个拥有约200万人口的、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的城市所遭受到的暴力打击更为严重。这个地方有着一条平顺的河流，被巨大的木棉树、蓝花楹和卡拉科利树遮蔽；卡利喜欢把自己标榜为“世界萨尔萨舞之都”，更雄心勃勃将自己标榜为“天堂的分部”。但在5月28日上午，一名小**因为不被允许通过由青少年守卫的路障而愤怒不已，他掏出一把枪，直接杀死了其中两个人，他随后被其他人殴打致死。这是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哥伦比亚已知的第39起暴力死亡事件，截止目前已经有数百人失踪。
5月28日本该是一个和平的日子，原本甚至可能举行节日游行，来标志数周动荡的结束。但是，在第一波的残酷死亡之后，示威者再次受到警察和武装平民的袭击。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又有五人死亡。自2018年起上任的伊万·杜克*，是一位保守派。他对哥伦比亚的13个核心冲突地区实施了军事占领，主要是卡利和周边的考卡地区。在首都波哥大，上层人士紧张地谈论前*阿尔瓦罗·乌里韦，哥伦比亚政坛的灰色精英，是否在寻求摆脱伊万·杜克，这个在“乌里韦想要的人”口号下当选的人。在阅读条款后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最高新冠死亡率之一的国家对葬礼征收19%的税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讽刺。
在2018年，哥伦比亚发生了反对杜克*的大规模学生游行；在2019年，发生了规模更大、更为愤怒的游行，抗议一波侵犯*的行为；2020年9月，在大流行期间还发生了更多示威活动。在今年的税收法案公布后，工会*呼吁在4月28日举行全国罢工。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老年白人男性：他们没有准备好面对自发的、无法管理的、铺天盖地涌上街头的公民，而罢工组织无法威胁到这些公民的生命。
示威活动首先在卡利爆发，黎明时分，一小群米萨克族人推倒了该地区的西班牙征服者，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卡萨可怕的现代雕像。几小时内，汹涌的抗议者流淌在哥伦比亚几乎每一个城市和城镇的街道上，他们不仅要求否决税收法案，还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司法系统正常运转的世界；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和工作；拥有没有被毒品和金钱腐蚀的*民主；真正执行2016年与哥伦比亚最古老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和平条约；结束对和平活动家的暗杀；停止对罂粟田的空中熏蒸，这破坏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这份清单很长很长。
第二天，从南部考卡州到北部桑坦德的高速公路的主要街道和主要道路上都布满了抗议者设置的路障。罢工委员会包括了全国卡车司机联合会的*，但他们并不代表数以千计的农场卡车老板。这些卡车每天从小生产者那里收集牛奶、洋葱或芒果，把货物送到市场，每晚把车停在他们的后院。现在这些卡车成为了在高速公路上阻碍交通的路障。
杜克*只花了四天就撤回了他的新税法，但那时已经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了。那些可能已经上了8年学却永远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孩子们，以及同样找不到工作的、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在持续游行前进。学校老师和修女都参加了游行。面对连续数日倾盆大雨，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孩子们在城市街道上设置了路障，妇女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食物，并收集抹布和醋来抵御催泪瓦斯。每个人都穿着国家足球队的亮黄色T恤，或挥舞着哥伦比亚的黄蓝红旗，或在脸上画上国家地图。在城市里，没有参加游行的人从窗户探出身子，敲打着锅子。
那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抗议早期，但即使在那时，可怕的人员伤亡也在不断增加：数万名抗议者遭到了催泪瓦斯袭击，或被装有闪光弹和刺痛装置的巨大手榴弹发射器袭击；数百人要么失去了一只眼睛，要么被警察打伤；其中一些肯定是蓄意伤害行为。
没有哪个地方的抗议者比卡利的更富有激情，遭受了更多的伤亡。该市抗议活动的最大据点之一，是一个名为雷西斯滕西亚港的工人阶层社区，这里整洁的街道两旁是两层公寓楼，前院杂乱无章，外部有螺旋形楼梯通向二楼的单元。这是一个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社区，我在这里的一家临街餐厅吃了我逗留期间最美味的一顿饭：价值三美元的蔬菜汤、白米饭、炸香蕉、烤鸡、番石榴汁，所有这些都很好吃。这家小餐馆所在的道路上有五个路障，由闲散的年轻人冷漠地看守着，邻居们继续着他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干扰。
从我目睹的事情来看：敲诈勒索并不罕见，路障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根据*的说法，在全国抗议运动的边缘活动的抢劫者和破坏者，也许是煽动者，已经造成了价值约30亿美元的损失。交通系统、警察局、*大楼和自动取款机都被烧毁。运送食品或零配件的卡车被掀翻。几周来，哥伦比亚国内普遍存在物资匮乏和饥饿现象。
在雷西斯滕西亚港，到处都是被砸坏的交通灯和篝火的残骸。然而，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不富裕的卡利人仍然强调他们支持抗议活动，该市的大主教达里奥·蒙萨尔维指出，对于卡利5万名“在传统上被排斥的”青年来说，“路障是他们在其领土上唯一的手段”，好迫使国家倾听他们的声音。
亚历杭德罗·埃德尔是哥伦比亚最大的糖产业继承人之一，也是一位有抱负的*家，他说：“你进入卡利的贫困地区，到处是无*状态。”他非常了解他的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和平与和解项目中工作了多年，但我认为他的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在像雷西斯滕西亚港这样的地方，传统的秩序肯定已经被瓦解，它被奇怪的组织形式所取代，这些组织基本上不为外人所掌握，也不可能持久存在，但它仍然是一种秩序形式。雷西斯滕西亚港的秩序是由几十个非常年轻的男人和几个老得足以成为他们的母亲的女人来执行的。一个瘦小的女人抓住我的袖子，把我带到一间用作运动总部和社区厨房的房子里，那里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喝丰盛的汤作为午餐。当我们走近时，一个极其高大威猛的年轻人正躺在一张长椅上。“起来吧，”我的向导告诉他，“和她谈谈”。
我问他是否是发言人，他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回答说这是一个太有等级的术语，然后发表了一段非常混乱的论述，其中有不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新时代、第三世界和身份*，我发现自己无法做笔记。但当然，这些讨论并不重要。他显然是一个聪明的大学生，和我在抗议活动中遇到的几乎所有年轻人一样，一直找不到工作，住在一个单亲家庭。。一个旁听我们谈话的、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加入了*，希望在出狱后能被雇用为保安或门卫，但他也从未找到过工作。他们两人都是二十三岁。
重点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垃圾的社会中，社会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一夜之间，奇迹般地，在几乎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他们为自己组织了一个定制的世界，一个“每个失业的或受教育程度极低的孩子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在那里，多亏了邻居们的持续慷慨，所有人每天至少能吃上一顿好饭，也许还能有一些敲诈勒索的收入。而且他们可以全天候地喊出他们对无情的统治者的厌恶，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可以获得自由。
尽管和平谈判代表亚历杭德罗·埃德尔对此做出了解释，但这位自称不是发言人的年轻人不愿谈及深夜的枪声，这让贫民区的人们无法入睡。他说：“在一些较贫穷的社区，小店主开始雇用年轻人在夜间看守他们的生意不受抢劫者抢劫。还有人正在付钱给其他一些孩子，让他们进去破坏公物。所以这些孩子现在基本上是受雇的，一旦这些都完成了，我们将不得不进入解除武装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
埃德尔和其他谈到此地危机的观察者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同的团体正在利用真正的叛乱，包括左翼国家*的游击队；来自FARC的异见人士；有人称之为“推动基于仇恨的*策略的民粹主义政客”(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指前*乌里韦)；各种装备精良的贩毒团伙；以及居住在城市高档地区的前准军事组织*。此外，还有那些坐在有色人种和无业游民金字塔顶端的保守白人，他们支持杜克破坏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这些协议的破裂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暴力，因为幻想破灭的复员游击队加入了现在困扰卡利周围农村的帮派。
此外，美国从1973年开始在拉丁美洲推行毒品战争，并一直持续到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三个主要人物基本上控制了对美国的可卡因出口，并控制了随之而来的暴力：麦德林市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卡利的罗德里格斯·奥雷胡拉兄弟。在美国的协助下，埃斯科瓦尔于1993年被杀。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奥瑞厄拉兄弟在十年后被引渡到美国。结果，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更加凶残和无法控制的贩毒团伙正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他们相互厮杀，与游击队对抗，并寻求在卡利增加自己的立足点。他们也要为暗夜中的枪声负责。
当我与卡利市市长豪尔赫·伊万·奥斯皮纳交谈时，他的心情很沮丧。在卡利，市长穿着制服，有着朴实无华的和蔼。他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并给我让座时，我不禁问他：您真的是我要求采访的当地**吗？他是一名55岁的外科医生，是M-19游击队运动中众多被暗杀的*之一的儿子，这个团体早已解散，并被纳入该国的中左*。他对公共生活比较陌生，他轻松地承认，他的职业生涯由于罢工而陷入了困境。他说：“我被所有人抛弃了。”
2021年7月20日，哥伦比亚卡利，哥伦比亚独立日当天，反*抗议游行中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事实上，在罢工者的言辞中，他几乎没有出现；而卡利当局对他展现出了愤怒和蔑视，部分原因是他在大流行下“对预算灾难性地处理不当”，但主要是因为他在抗议活动初期未能给城市带来秩序。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公平的问题：是否有人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城市带来秩序？但在他的讲述中，他通过“说服*不要用武力结束罢工的幕后措施”减少了暴力。他说：“否则，我相信我们现在可能会面临一场内战。”奥斯皮纳说，当罢工的规模和*破坏罢工的愿望变得清晰时，他向外交界发出了呼吁：5月4日，30多名高级外交官，主要来自西欧和美国，出现在卡利，表达了他们对和平缓和冲突的愿望。他说：“这种国际保护提供了一些喘息空间。”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杜克的国防部长打电话给奥斯皮纳说，一个由米萨克人组成的代表团从他们的保护区前往卡利，不应该被允许进入这座城市。奥斯皮纳指出，宪法保障了公民在本国任何地方自由旅行的权利，因此他拒绝执行要求。当米萨克人5月9日下午早些时候到达时，一个富裕的封闭社区的白人居民与代表团的十几名年轻成员发生了冲突，他们试图阻止米萨克人进入这座城市。一些居民随后拍摄了自己骑着摩托车出去射杀米萨克人的画面；有两人被杀。作为回应，杜克*呼吁米萨克人鉴于“公民的痛苦”，“回到他们的保护区去。”
市长认为有必要向我指出卡利的复杂性。它是游击队、工业家、原住民、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和非洲裔哥伦比亚人的家，或者正如他所说的，该地存在多种议程。他似乎认为对话是解决城市目前混乱的方法，但我看不出市长有什么办法解决冲突，因为卡利的巨大问题是哥伦比亚的问题。尽管如此，奥斯皮纳仍然希望，在这一反叛时刻背后的各种理想和梦想可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哥伦比亚。他表示:“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方式度过这一难关，它可能带来一场变革。”
在一个微风习习的下午，我乘出租车前往改名为Puente de las Mil Luchas的地方，避开路障，欣赏沿城市道路摆放的、越来越多的抗议壁画。直到我们到达高架桥，这是卡利市12个设置了最严重的、挑战警察的路障的地方之一。只有二十几个人在岗亭上工作：一个人在分发悠悠球，并教零星的当地居民如何使用它们；两三个妇女在一个很小的、毫不起眼的菜园旁边休息；还有六个人在一个蓝色的塑料围栏里临时搭建了一个汤屋。
在他们身后的道路上，出现了早期费里尼或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场景：一群化着妆的演员。他们的名字叫“重新存在的剧院”，他们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在罢工期间聚集在一起，把戏剧带到贫民区。“我们所有(哥伦比亚)人都被这场大流行弄得疲惫不堪，”一位演员说。“然后运动就爆发了，”另一个人补充说。“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会停止罢工!’”第三个人高兴地说。一位专业的戏剧导演担任了人民新闻播音员的角色；一位杰出的演员扮演了一位著名的右翼女主播；一位自然威严的表演教师扮演了祖国。不久，剧团就走到桥下的主干道上，做着小丑表演，吸引了二十五名左右的观众，这些人很可能从来没钱买戏票。他们笑着，叫着，热烈鼓掌。
这些日子是不可预测的，往往是令人恐惧的，不可否认的是紧张的气氛，但我被这欢乐的表演大大地振奋了。媒体最常播放的是穿着达斯·维达服装的防暴*的画面、还有殴打和枪击场面，催泪瓦斯在空中大肆喷发。较少出现的是欣喜若狂的游行，这些游行也是在经历了一年的恐惧和损失之后，对活着的庆祝。哥伦比亚有一个伟大的抗议游行传统，而且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在波哥大，由苏珊娜·博雷尔指挥、由学生音乐家和该市几个交响乐团的成员组成的革命乐团提供了露天音乐会。妇女的巴突克舞，或鼓乐集体，都很常见。高跷舞者也总是出现。叛乱已经持续了数周，现在手机摄像头已经普及；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大量出现的la resisencia音乐视频。
以视频“Policía No Me Mates”(警察别杀我)为例，这是一个由自称Cronic Gang的、大约7个兄弟姐妹和表亲制作的温和热门歌曲，其中最年长的成员17岁。这群人住在距离卡利三小时路程的哥伦比亚主要港口布埃纳文图拉，这是太平洋沿岸一个以黑人为主、极度贫穷的城市。由于路障，我无法去到那里，所以我们在zoom上聊了聊，我惊讶发现这些黑人青年们看起来是多么脆弱，年轻，礼貌，并且天真地爱国。
他们周围环境的贫困甚至在他们的音乐视频中也很明显，在视频中，这群人穿着黄色T恤，戴着黑色面罩，站在一堵水泥墙前。17岁的Jean Pier Valencia、15岁的Elián González、14岁的Junior Arley Medina和18岁的朋友Julian Woodcock轮流恳求一名警察记住，他和他们是同一个种族，遭受着同样的歧视。“我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警察如何杀害只是出来抗议的无辜者，我充满了愤慨，”JMenny说，解释了这首歌的起源，“如果警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而设立的，那么谁来保护我们免受他们的伤害呢？”
就像歌手一样，这首歌充满了希望，尽管现实是黯淡的。另一名小组成员大卫·维勒加斯因路障而被困在他去看望祖母的乡村。在屏幕上，我看到他的祖母住在一幢小小的裸砖建筑里。大卫说，在罢工最严重的时候，一家人都在挨饿；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食物，而且食物都太贵了。不过，他觉得这次罢工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它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是如何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我们需要医疗保健，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我们是主要港口，怎么可能一天24小时都没有自来水呢？”
Cronic Gang想出名，但他们得不到可靠的水源，更不用说最低限度的教育。抗议者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努力改变这个不公正的国家，让它至少关注抗议者们，但这并不能提供任何补救办法。罢工者取得了各种里程碑式的胜利：他们迫使财政部长*，并推翻了他的税收法案。现在禁止对和平抗议者使用手榴弹发射器。杜克宣布，公立大学的秋季学期将暂停收取注册费。受到责罚的私营部门正忙着为年轻人发明就业方案。最重要的是，抗议活动可能已经结束了乌里韦时代：他以前在民意调查中不可动摇的地位，现在成为了73%的反对率，而杜克的支持率已经跌至18%。然而，*对其公民所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暴力、糟糕的教育体系、被大流行和持续数周的抗议双重摧毁的经济，仍然是大多数哥伦比亚人的命运。从现实角度看，在这场花了多年时间才造成的灾难中，没有多少可以改变的事物。
但失败的可能性显然是数千名卡莱尼人最后想到的事情，他们于5月28日上午聚集在该市最大的贫民窟Siloé的脚下，准备游行庆祝抗议活动一周年。很明显，这个国家需要正常状态，大规模街头示威的能量无法持续太久，但这些想法可以等到明天再说。现在有纸糊的*家形象，之后会被欢快地砸成碎片，还有萨尔萨—普特斯塔音乐，可以来跳舞和调情。一个由福音派牧师和天主教牧师组成的普世教会代表团、一群要求保护其子女安全的母亲、一百多名米萨克人，以及数千名瘦小的孩子，他们年轻得不能再年轻，这些*喊着，对他们的统治者发出欢快的侮辱，并准备再次出发穿越城市，充满希望。他们证明了，国内的抗议者是源源不断的。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徐亦嘉